“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有法律规范,也要靠道德规范。只有德法并治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就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表看法,呼吁把道德建设当作一项战略性、基础性的社会系统工程给予足够重视。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陈寿朋代表指出,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不可想像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在较短的时间内,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已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步入了依法治国的轨道。这无疑是值得骄傲的。“社会要发展,法制是关键。法律以一种特殊的手段,规定了我们社会、市场和企业的运行规则。”陈寿朋代表话锋一转,“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律规范不是唯一的,更不是万能的。在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同时需要另外一只手来调整和规范社会、经济生活,这就是道德规范。”
兰州大学校长李发伸代表则进一步认为,从某种角度而言,道德规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更普遍、更深远,“保证一个社会和谐、协调和文明发展,法律规范是一种刚性的惩戒,是他律;而道德规范则起着一种导向和预警作用,是一种自律。”他认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离不开完备的法制和自觉的道德规范,两者互为依赖、互为支持,共同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支柱。
一些代表、委员强调提出,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多管齐下。在强调“法治”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德治”的作用。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规范体系的同时,逐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已经成为现实的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更生委员说,从世界不少国家的发展过程来看,一个国家在其发展的转型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时,总会伴随着对传统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冲击。而随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必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这样才能使社会重新走上正常和协调发展的轨道。
民进中央秘书长陈益群委员则从中国社会现状出发进行分析,他说,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大变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受到强烈冲击;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想、价值观念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我们的社会,残存的腐朽封建意识也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他认为面对这种思想观念上的挑战,建立与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规范体系显得日趋重要。
李发伸代表认为,毫无疑问,建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道德规范应具有层次性。他指出,在我国当前迫切需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和道德规范,而这种经济伦理与道德规范既要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又要充分尊重个人的正当权益;既要提倡竞争意识,遵循效率原则,又要发扬协作精神;既要肯定和允许追求个人和局部的正当功利,更要强调社会责任和全局利益;等等。
一些代表、委员结合胡长清犯罪案提出,制止和防止腐败,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在法律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之间,必须有一整套的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陈寿朋代表认为,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思想教育,也要靠制度保障,二者必须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在全社会树立健康文明的道德风尚;另一方面,用制度的形式、甚至是法律的形式,把社会生活中的文明行为规范起来,推行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社会崇尚的思想道德,从而实现自律和他律的统一。”
李发伸代表提出,道德的规范一方面要依靠人们的自觉约束,另一方面也要依靠制度约束。这样一旦自律的约束失去了效用,制度的约束可以避免运用法律的终极手段。“实际上,诸如职业道德守则、公共道德准则等不同层面的道德规范都属于这一范畴。”
一些代表、委员进而提出,道德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建设的完备和法律制度的严格执行。“如果一个国家连已经制定的法律都不能得到严格执行,我们还能指望其道德规范得到普遍遵循吗?”
“凡国之举事,主体在民,主导在官”,陈益群委员认为,先进典型是社会的榜样,领导干部也是一个榜样,“广大领导干部不仅应当是社会道德规范的倡导者,也应是模范的遵循者,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在全社会起到示范作用。”他提出,道德建设,关键在领导,基础在群众。
陈益群委员的观点得到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王全书代表的赞同。他认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各级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他认为,像胡长清这样的贪官在党内虽然只是极少数,但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他给国家造成的物质损失,决不能低估党内少数干部的腐败以及讲排场、摆阔气、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和“假、大、空”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以焦裕禄、孔繁森为榜样,牢固树立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思想,就一定能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影响和带动人民群众。”
众多代表、委员提到,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从长计议,做持久的工作。
徐更生委员从提高全社会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平的角度提出,道德建设要从青少年抓起,从学校抓起。“学校是以科学文化武装人、以先进的思想教育人,以法律、道德和行为准则规范人的地方,因而也是提高人们文明程度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是道德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河南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校长姚文俊代表认为,加强素质教育,改革目前的教育内容和方式,重要一条就是从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角度办教育。“教育是育人,不仅包含知识的传授,还包括如何做人的培养。”他提出,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变那种“望子成龙”的社会心态,真正确立“望子成人”的心态。“如果我们的下一代连如何做人的道理都不能真正明白,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为国家、为民族奉献自己呢?”
对此,身为大学校长的李发伸代表表示赞同。他说,现在的确有一些大学生,讲起来文化程度已经不低了,但却在人际交往和公共秩序方面缺乏起码的道德常识。“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必须从基础做起。只要全社会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我们国家的道德水平和社会风气必然会呈现出新的面貌。”